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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父亲节谈父职: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

发布时间:2020-06-25 14:19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大管家

去年笔者喜得一女,过去一年的“育女心经”,以及一直以来进行家庭研究的学术背景,让笔者有了在父亲节里谈父职的底气和冲动。理论和研究放一边,自己的个体经验感受是做一个家庭和社会认可的“好爸爸”并不容易,在参与育儿的过程中经常要面对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从买亲子服只能买到“母女款”而挑不到“父女款”,到家里长辈觉得我参与过多乱了他们的“套路”,再到夫人觉得我为孩子的养育细节和学业安排操心得太少。从大的社会环境来看,父职的尴尬还在于,在育儿成为社会主流话题之时,它却是一个常被忽略、抑或是在探讨母职时被顺带提及或被批判的话题。

那么,何为父职?怎样才算是履行好了父职?前者是个类型学问题,而后者则常常需要在比较的视野下得到答案。

家庭社会学者Amato等人 认为履行父职是为孩子提供三类资本:以知识和技能为代表的人力资本,以财和物为代表的财富资本,以及以有益于孩子认知和社会发展的家庭和社区关系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学者Marsiglio则 归纳了四类履行父职的形式,即养育及提供照料、道德和行为教育、为母亲育儿提供情绪和心理支持,以及赚钱养家。而学者Palkovitz进一步详细 列举了十五种父亲育儿行为,如参与照料、规划育儿事务、与孩子共同参加活动等,他还特别强调了认知层面的投入在育儿中的重要作用。此外,Marsiglio还特别指出父职是始于男女双方进行生育决策的那一刻,并贯穿女性怀孕始终。

以上对于父职概念的厘定,为衡量父职履行得好与坏提供了打分基础。但很明显,很多时候我们的社会期待并没有赋予每一项“得分标准”以相同的权重。从历史角度看,父职本身就是个充满张力的社会建构产物。在中西方文化中,父亲的角色都长期被界定为“养家者”。然而,在近半个世纪的女权运动中,父亲们逐渐被要求承担更多的日常育儿责任,以及其他之前被认为是由母亲承担的育儿角色与职责。这也与中国当下批判父职的主流话语相契合。例如,本栏目在母亲节刊发的 文章中提出育儿实践应是“雌雄同体”的。但在具体实践中,这往往暗含了以一个“母亲模板”去衡量父亲的育儿参与,即:母亲能做什么、在做什么,父亲都可以跟进。这一做法的内在张力,包括是否考虑父职和母职的差异性、父亲是否为单身爸爸或继父,以及孩子的性别和年龄阶段特征等,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际家庭与儿童研究学界就引发过讨论和争鸣。

诚然,从整个中国社会的层面来看,我们必须首先承认父职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彰显。传统父权制下的“男主外、女主内”仍然主导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性别观念,并成为诸多父亲们规避育儿责任的“道义资源”。这突出地表现为母亲“丧偶式育儿”现象在中国社会的大量存在。在中国女性较高程度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背景下,这一现象又与老人协助育儿、育儿嫂雇佣,以及在职妈妈家庭-工作平衡等议题相联系,从而产生了育儿过程中的代际剥夺与矛盾、女性内部不同经济阶层间的剥夺和情感劳动,以及女性职业发展障碍等问题。

还有些学者进行了更加细致的 探索,指出在本就不均衡的育儿时间中,父亲往往承担的是陪玩一类的轻松工作,而母亲则更多做的是与“屎尿屁”相关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有研究 发现母亲承担了大量看不见的育儿劳动,尤其是以规划、筹备、采买决策等为代表的认知劳动,而父亲则更多以显性的形式参与育儿。在社会日益形成性别平等、个性独立的氛围下,父职的不足和缺位显然是婚姻关系出现危机的导火索。

但同时也需要关注到的是,爸爸们在履行父职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社会和家庭层面的障碍。其一是新自由主义侵袭下父亲的各种育儿职责之间的张力。不可否认的是,育儿正日益变成一个烧钱且充满竞争的高度市场化行为。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到的中国生育意愿研究文献,基本都表明经济压力大是育龄人群规避生育的首要原因。而为孩子提供经济支持始终是父职的重要内容,爸爸们为赚取更多物质财富往往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其他职责的履行被压缩难以避免。在性别分工观念较为传统的家庭中,这一情况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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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还不能忽略母亲“育儿认知过劳”对父职履行的影响。笔者的夫人还在孕期的时候,女性朋友就发来一份长长的清单,内含200多项孕晚期要准备好的用品,基本都是国外品牌,她还特别强调,这已经是她精挑细选后的精缩版。另外,由于不时会访问一些育儿论坛,笔者的夫人已经在开始考虑孩子今后的学区、特长培养等事宜,并开始着手联系一些热门的亲子班、托班等,在这个过程中她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性别研究中一般会使用“认知劳动”这个术语来概括这类行为,并认为这些劳动往往在考察夫妻双方对家庭的贡献时被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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